摘   要：20世纪80年代，民俗学学科亟待恢复与重建，陶立璠以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为基础，展开多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并逐步转向民俗学研究。他以教学经验为基础编纂了《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民俗学概论》等教材，凸显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民俗的“多样性”与“本地性”，对完善民俗学学科体系有一定助益。在1989—1991年中日联合民俗考察活动中，陶立璠吸纳福田亚细男的村落研究理论，并在后续研究中延续了“在具体村落中理解民俗”的理念，总结出“一步三回头”的方法，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田野范式转向起到了推动作用。

关键词：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民俗学概论》；中日联合民俗考察；田野作业

　　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俗学兴起后，它的发端与成长就随着历史语境和知识话语的更迭而变化，从“新”“旧”文学之争到“歌谣运动”、从“到民间去”到文艺大众化、从“解放区文艺”到“人民文艺”、从“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在一代代民俗学研究者的努力下，中国的民俗学走过了百余年历程。学人们孜孜以求的精神在“五四”时期辟前路于混沌，求真理于蒙昧，虽然之后的民俗学学科发展经历了动荡与停滞，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批深受50年代文学精神哺育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者。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30、40年代，受益于新中国学科体系建设及学科专业设置，在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队伍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们承担起了照顾老教授和辅导青年学子的重责，可谓“上有老、下有小”。彼时，我国文化事业刚刚复苏，这些学者以踏实严谨的学术态度、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虚怀若谷的学习精神，在特定时期、特定场域中充当“老”和“小”之间的坚实阶梯。恰如杨亮才在祝贺陶立璠七十岁生日的诗作中写道：“牵手采风如昨日，同是民间守望人。”陶立璠以“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为基础，研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民俗的“多样性”与“本地性”，并以此为基础编纂《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民俗学概论》等教材，并从地域、民族维度探索民俗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及民俗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他的学术研究，也是那一代“守望人”民俗学思想的在地经验与具体实践。

       一、基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民俗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象征性地转换为本土现代社会、多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力量，并成为构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重要支撑。从1953年开始的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识别工作与各民族历史调查，到1958年“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座谈会”的召开，再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民研会的恢复及民间文学学科的重建，都为民间文学研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1984年启动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搜集整理民间故事、歌谣、谚语，进一步推动了民俗学研究的发展。

　　陶立璠的学术研究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展开。他出生于1938年，196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在中央民族学院（1993年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讲授“文学理论”“古代文论”等课程，并在教学之余潜心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相关研究。其后，他逐渐从文学理论的教学、研究转向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及民俗学。20世纪70年代末，民间文学“被重新列入到一般大学和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课程”，全国各高等文科院校普遍开始恢复民间文学课程的教学。1978年10月，陶立璠受邀参加了在兰州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暨学术研讨会”，并于此次会议上结识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7年改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杨亮才。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他开始逐步转向民俗学研究。1979年夏，成都召开“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会议”，发起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陶立璠与杨亮才作为学会工作的主要参与者与承担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陶立璠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有意识地搜集和整理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1983年，他同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民族民间文学教研室的吴德坤、王妙文、金锦子等人组织编写了《少数民族民俗资料》，其中，参与搜集民俗资料的学生包括蒙古族、东乡族、壮族、彝族、傈僳族、白族、纳西族、回族、瑶族、傣族、朝鲜族等民族，正是在此书的基础上，才有后来《中国民俗大系》的出版。同年8月，中国民俗学会在中央民族学院开办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讲习班，由张紫晨、陶立璠主持。此次讲习班的举办，不仅是中国民俗学会的工作之一，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规划的一部分，“担负着推进我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视野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培养人才的重要作用”。讲习班邀请了费孝通、白寿彝、钟敬文、杨成志、杨堃、马学良、容肇祖、罗致平、常任侠、牙含章等知名学者前来讲授欧洲民俗学、美国民俗学、日本民俗学、民俗学概论、民间文学基础理论等课程。此次讲习班讲授了“民俗学总论及民俗学历史和工作”“民俗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及古代艺术的关系”“外国民俗学研究的历史、流派和现状”“中国民俗的特点、历史及岁时、仪礼、社团等民俗事项”“宗教、民族风俗、婚姻与家族”。此外，另有国外民俗辞条及相关论文的介绍。

　　20世纪80、90年代，“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为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陶立璠作为基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进行民俗学研究的先行者之一，主要从基础理论、资料学体系、风俗史及民间文学史等方面展开研究。1986年，他发表了《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一文，介绍了民俗学学科的三种研究方法，其后陆续发表了《谈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关于少数民族神话传播的研究》《傩文化刍议》《中国戏剧的活化石——贵州土家族傩戏简介》《三爷圣会考察记》《纳西族东巴文化与风水信仰》《信息化时代的中国民俗和民俗学》等，显示了他在具体研究中逐渐从族别走向区域，从区域走向整体，最终观照整个“中国民俗和民俗学”的学术理路。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那一代“守望人”在特殊历史语境下所具有的多学科视野。20世纪80年代面临着学科重建的紧迫任务，师资队伍、教材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百废待兴”，当时的这批中青年学者不得不充当“多面手”，除了从事本学科教学及研究之外，有时还需要负责交叉学科的教材编写及授课工作。如1985年《民间文学论坛》兴办中国民间文学刊授大学，所设课程除民间文学外，还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原始艺术等等。当时陶立璠在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民俗学，并在授课的同时撰写了“民族学”课程教材。他在阅读了大量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原始艺术等相关研究书籍之后，编写了《民族学基础知识》。此讲义的编写无疑使陶立璠的学术框架搭建得更为完整，并很好地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开始的“文化学转向”，正可谓“恰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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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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